每次回家会去去古城大小书店淘书，游走新华书店，平价书店，古玩市场，从书堆中淘出喜欢的书， 翻阅欣赏，收藏书房，实在是件很得意的事！

 

下午在鲁迅路上华业书店和老百姓书店 淘书，成果如下：

 

《眀尼苏达书简》 王曙光 线装书局

《中国才子》 羊羽 哈尔滨出版社

《我们仨》 杨绛 三联

《现代美国政治竞选活动》 理查德 K 斯克尔 重庆出版社

 《美国精神》 李其荣 长江文艺出版社

 

《眀尼苏达书简》为北大学者在明大访学期间所间所闻所悟， “一个孤独散步者的思想”。  书中作者概括明大校园 “（比北大）开阔的多，但也粗犷得多，简洁得多，有一种特别得质朴简约的美感。”     上午同学来电，明大offer已经寄到，感觉和那儿的距离真是很近，我虽然已在中国北方待了将近四年，但对北国的粗砾还是心存敬畏，如果去了明大，将会体验更加刺激的远离家人的北美大陆北方的寒冷与孤寂！

 

《中国才子》， 配上去年淘到过一本《中国才女》，算是成对了。   徐志摩，钱钟书， 梁实秋，郁达夫...... 才子的绝大部分来自江南。 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先贤的儒雅风流让我敬仰羡慕，可是总觉得才子不够强悍，像江南的小雨，绵绵弱弱，温温诺诺。 或许是这片温和的土壤只适合抚琴作画，舞文赋诗，没有北国的生存压力，长久生活在江南会衰减人的生命力，这种想法也影响我当时虽没考上两校，但还是作出北漂念书的选择。

昨天收到明尼苏达大学的offer， 看了一个晚上明大的资料，Professors 不错，学校也不错，就是实在太冷了，七月份的平均气温才20多度，一月份是零下十来度了，不敢立即据OSU, 地方还是Columbus 好很多。

 

在DUKE的Waiting List 上，作为Alternative， BBS上看，Duke已经据了好多人，包括北大SMS的不少人，科大一个拿到CalTech Math 的牛人，但是科大也有人拿到了offer。 我虽然没有拿到,  但还有长了点信心。

 

今天看到JHU的Biostat发据信了，至少我还没有收到，不错，这也是一个Dream School

 

下周想去香庐峰，一次都没有去过，关键时刻，在发次力, 呵呵

时间: 2006年正月初四

地点: 平水江房运动公社

人物： 绍兴一中99级1班师生及部分“家属”约30人

 

先向班长道声辛苦，选的地方很好，组织有序！

 

本科都快毕业了，但同学间气氛还是像高中一样，闹哄哄蛮开心，说着各种玩笑， 摆着各种搞笑Pose拍照。当然少不了回忆三年同窗的种种趣事，和汇报各自大学生活。  

 

觉得和很多别的地方的高中生比起来我们是多么幸运，虽是在本地最好的高中，但即使是高三早上也只要求七点多到校，没有任何晚自习和周日补课。 每天五点多在Kenny. G的Go home 中背起书包回家。

 

虽然不得不承认，在绍一中的几届重点班中，我们这级的高考成绩不算好，去北清两校的人不到两位数，但快四年的大学念下来，大部分人在大学里混的很不错。 保研的很多，出国的好几个，找的工作也很好。能感觉到大学的生活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我们肯定不是在大学里最努力的，但是我觉得比起许多同龄人，我们算是比较有思想的，有自己的规划，眼界挺开阔。

 

尽管嘻嘻哈哈，但职业生涯和个人问题总是绕不开的。 举个例子大仙和立波夫斯基在去的车上激励争论教育改革问题，回去的车上又有mm打电话来催归。

 

 

 

大部分学校没有什么消息

 

OSU Graduate Chair发信来催我做决定了：

Feb 10 之前答复，如果给fellowship是不是去。 矛盾中。。。。。。 

如果说的模棱两可，估计是fellowship没了。。。

如果答应去，fellowship 没问题，但是会失去不少机会。。。

 

fudan bbs上，有人已被Duke拒了，拿到了osubiostat的ad。

对我来说，Perhaps no news is good news!  Duke我实在很想去！！！

 

同学告诉我wisc已经在封信封了，好像科大比较的多

 

希望好消息快点来！

The movie took a biographical look at the men who founed Apple and Microsoft: Steve Jobs and Bill Gates.     I  am really impressed by their struggle to success.  However certain part of their  innovation should be called " Pirate", which means that they stole the innovations and ideas from Xeron.  Anyway, Steve and Bill are genius and great guys.   They shaped our livesa and the people think.  

 

 Here the movie tried to depict the differences of those two grogeous people as well as the two companies. In my eye, although both guys are somewhat crazy men. Steve is much crazier and more charming .   Gates is more like a buz man.

 

PS. I am attracted to the scene and feeling of UC Berkeley so much! 

zz送我上的火车，可惜第一次去车站送告别居然被我搞砸了

 

Z41真的不错，中途一站不停，直达上海，全部卧铺，车厢干净，洗手间有我们宿舍大！

 

同隔间的下铺是两个UK学生，刚从college毕业，今年八月到甘肃当志愿者做英语老师。整整要待一年。寒假出来旅行。 UK的学制中，结束college可以有一年时间在世界各地选择丰富经验。 用她们的话说真是“very lucky” 能有这样的机会到中国来。 乱聊一通，被我“忽悠”，逛完杭州要到绍兴来，请我当导游。

 

最近半个月时间里到了北京，天津，和上海。 三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真是差别很大。

就光从火车站来看，北京站最大，上海站最干净漂亮，天津站最糟。

 

北京站出站就是大广场，隔着广场是疏落的高楼，虽然繁华，却不显拥挤。 地铁入口分布两侧，很方便。 

 

上海站出去就是大大小小的商店，街道，房子稍微拥挤。地铁，轻轨等的中英文的灯箱路标干净清楚，还有许多个体的小件行李寄存处，店铺干净，没有人出来吆喝，一点不乱，闹猛， 繁华，方便。 

 

天津站的广场实在是乱，拉客去北京，秦皇岛等地的个体出租车户，吼着大嗓门。车乱停，人乱走，方向标示不清，天津建设国际大都市真的不光是一句口号而已

 

上海到宁波的T743列车上： 列车员在推销一种袜子，还做实验证明袜子的质量！ 记得03年从杭州到绍兴的车上车厢里只有几个人，但是列车员也是在不厌其烦的推销袜子! 推销至少两年了 ，看来收入不错!  我服，这也是创收！

 

在广袤的华北有会列车员向你推销袜子吗？

 

受很大刺激了，自己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连一点小事都应付不了！

借自己blog表个态度：

我发誓要好好增加社会经验，决不做书呆子，决不再让爱的人受伤

A man must be tough!

确实是另一种声音!

 

记得看过报上关于中国经济学家公众的信任度调查，郎排在第一位，大概是19％，第二吴敬琏13%左右，虽然从统计上无从考证调查方法和可靠性，但是至少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普通公众对这个经济学家认可。

 

文章很长，但其中关于当前货币政策和房地产热的思考还是值得好好读一读。 郎提供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不光是经济而扩张到了政治层面。

 

有个问题确实很严重，中国在金融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实在太少，前任朱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亲口说欢迎高层次的金融证券方面的人才到中国来特别是香港新加坡的专家来指导工作。  看来国内的金融等相关领域的高等教育还是需要好好努力。

 

 

郎咸平10月1日在墨尔本的演讲（全文）
　　
　　昆仑国际2005中国经济论坛--澳大利亚
　　2005年10月1日星期六
　　The Arthur Streeton Audirorium
　　Level 1,Sofitel Melbourne
　　开始时间：2:10pm
　　
　　
　　主持人：好，我们今天非常有幸，把屏幕上的郎咸平教授请到台上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郎咸平教授到台上来。郎咸平教授的讲演非常精彩。他的讲座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后，我们会有一个休息。如果大家要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写条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根据时间的情况安排回答。有请朗教授。
　　
　　
　　郎咸平：非常感谢主办单位，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到澳洲来做演讲。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来这个地方来做演讲。我看到各位，心里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我像各位的心情一样，期盼着祖国的强大。甚至呢，我当时有点儿奥悔。我在美国，混得还可以。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在学术界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地位。最遗憾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竟然没有办法亲自参与。一九九四年之后，抛妻弃子，放弃一切，包括美国的国籍，毅然绝然地回到了香港，2000年之后，正式踏入国内。我的一生，做的错误不断，但是这件事情儿，可能还算是比较正确的。（笑）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你们也可以看到，那是我在上海的电视节目，叫财经郎咸平。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成为上海收视率最高的节目，甚至超过了你们喜欢看的小燕子。（笑）英国伦敦《金融时报》登了一篇专访，谈到这个。它说，上海妇女的三大爱，（笑）第一是路易威登的包包，第二是卡提亚的手表，第三是郎咸平。（笑、鼓掌）我在上海还算是比较知名的，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会带把梳子。（笑）因为知道观众会和我照相。有一天，有几个十六七岁的妙龄少女冲过来，看到我，拉着我的小手，很激动。看到年轻漂亮的少女激动，我会更激动。（笑）她们问，能不能给我签一个字呀。我说没有问题呀，给你签一个字。能不能给我电话号码？我说，可以了，给你电话号码。我跟你讲，我祖母最喜欢你。（笑）
　　
　　
　　那么今天，在各位华侨的面前，我当初呀，我在纽约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我华侨的时候，我的心都是很酸的，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割不断的黄河情结。每个人，不管在国外多有成就，尤其是第一代移民，你都不得不想起中国。那么今天，当然，我不是党的发言人，没有必要说为了党来这边做任何的宣传。但是各位可以理解，我今天来的目的，我是带来了一个心，用心来给各位做演讲，谈一谈你们所关切的话题应该怎么样来理解。
　　
　　
　　那么你们从媒体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这一两年来，在金融政策方面遭遇到莫大的困难。不但是金融政策，海外的并购，包括海尔并购美泰，以及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会因为政治的事件而遭到封杀。那么类似的问题，我在我的节目里，我早就讲过了。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已经违反了美国的国策。甚至我们今天谈的主题，金融的问题，情况之复杂是各位不能想像的。那么在国内呢，在这方面，我的发言更激烈。到海外来呢，跟各位华侨发言，我收敛一点。但是呢，政府对类似的言论确实可以做到采纳雅言吧。金融政策方面呢，政府也希望集思广益，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好，是吧。
　　各位想想看阿，你们回忆一个历史，在80 年代末期的时候，当时我还在纽约大学当教授，日本人简直牛的不得了当时。那点小小的成就就觉得自己已经是可以带领世界的时髦了。竟敢进军美国，收购洛克菲勒中心。节目里刚刚讲了一句话。当时纽约时报等等美国媒体呢，又是第二次珍珠港事件，痛骂日本人。可是各位要知道，在这个时候阿，一个象征美国精神的洛克菲勒中心，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横加干涉，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各位，金融政策阿，包括美国在WTO要求进入中国金融领域呢，那么这个本身阿，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策。那么在洛克菲勒中心被收购之后，紧接着就是德法日美英等国所搞的广场协议，压迫日币升值。在90年代，日币升值到1美元兑120
　　日币，完全摧毁了日本经济，这个时候，那家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日本公司呢，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用半价再卖回给老美，等把这个钱转成日币的时候呢，再损一半。我跟你讲阿，你根本就不是对手。
　　
　　
　　这次阿，我再告诉各位，我对我们人行所推出的更加浮动的政策呢我是举双手双脚的反对。（笑）那么，我们目前浮动的空间是5％，上下5％。我说我正是的告诉全国老百姓，上下5％是特别有意义的，为什么，中国的制造业的利润率平均只有5％，所以只要升值5%，跟我们出口有关的厂商们利润全部被吃光，贬值5％呢，跟进口有关的公司呢全部被吃光。所有老美阿，只要能够在金融政策方面呢左摇右摆东晃西晃呢，中国制造业呢可以说利润完全看不到。各位再想想看阿，你为什么要压迫人民币升值，你为什么希望中国货币更加浮动，如果大家认为货币只是国家的一种国家的所谓的法定代表的话呢，你就错了。如果你认为汇率只是货币之间的价格，代表国家主权的话，你就错了。那是理论。什么叫汇率，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叫汇率。（鼓掌）
　　
　　
　　那么这个事件呢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温总理当时由于国外压力太大，正准备考虑调整外汇汇率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观点就被提出来过。而且汇率这个问题阿，牵扯极其复杂，到去年年底，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我们中央政府提高了利率，那么今年来又提高了汇率，这一连串政策在我看来的话呢我认为是一连串的错误。为什么会这么说，利率在中国是不能调的。为什么不能调，你们如果在看海外媒体报道的话呢，大家可能会说，中国经济是否有通货膨胀，又有专家学者或者媒体说中国经济是有通货紧缩，为什么会有二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出现在同一篇报道上呢，因为今天的中国阿，它是全世界非常奇特的一种二元化的经济，中国是既有通货膨胀，又有通货紧缩的情形，所以金融政策阿，基本上都会失效的。怎么说？那么去年调整利率的时候呢，国内一般学者大部分都赞成的，真正提出反对的呢，除了我以外，还有社科院的院长李杨先生，我们提出反对。反对的原因，我讲我的观点阿，因为中国是二元体系的经济，什么叫二元体系，我们银行的信贷，60％多，60～70％，属于地方政府。其他呢是给非银行机构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是以国营企业为代表。那些地方政府以及国营企业阿，他们借钱，利率是不敏感的，利率上升了，他照借，我跟你讲，他不会停的。比如说我们天津市，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天津市为了地方建设，新市长一上台，地方建设5年之内搞了7000亿，那么类似的政绩工程在各地都有出现。所以2003年年底，温总理搞宏观调控的时候，当时是用什么政策，用行政调控的手段，为什么，就是针对这种地方政府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现象呢，提出行政干预。
　　
　　
　　那么像类似的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他是为了政绩工程，为了自己的政绩阿，为了自己升官嘛，而作的政策，利率再高，他照借，不会停的。国营企业呢也差不多，他不会停的。所以当利率在去年底调升0.27％的时候，你发现，这种低水平重复浪费的部门阿，他照借，他继续膨胀。可是我国民营企业的金融来源阿，不是靠银行，靠什么，大家从台湾过来的，从亚洲过来的都要了解，靠地下金融，简称黑市。那么这个地下金融阿，他这个利率阿，非常敏感的，而且他是非常市场化的。按照我们当时的调研呢，银行调整0.27个百分点呢，在浙江地区平均上升1％，4倍之多，为什么，因为他把未来的预期全部给你搞进去了。所以各位请看，你调0.27这么小的幅度，膨胀的部门呢，政府以及国营企业，照借照膨胀，那么民间利率呢大幅上升4倍之多，严重打击了民营企业，所以民营经济本来已经够萧条了现在继续萧条。所以这个金融变数阿，你只要一调整，你就会让二元结构呢变得更加二元化，甚至呢变得差异更大，更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在国内的金融政策方面呢，我是坚决反对中央政府作出任何过期的行动。而当时还提出一点，你只要调整利率，你的汇率势必要调整，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1＋1＝2的理论，你造成息差之后，热钱流入是你避免不了的。
　　
　　
　　那么，我多么希望我是错的。就在这几天，就在这几个月，人行行长不断的对外发表声明，说汇率我们不考虑调整，到了7月21号，突然调整。调整之后，我在我的电视节目里也好，或者公开发言也好，我都公开抨击人行，我说你既然能够说不调整而调整，各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政府信用的被破坏。你要打击国际炒家你不是这么打击的，不能拿政府信用作背书，所以我要求人行负起行政责任。那么类似破坏政府信用的金融政策呢是我感到深恶痛绝的，我在任何公开场合呢，我是大力抨击。那么今天升值以后，人行又说一句话，我们保证不再升值。我请问你，你还有信用吗。（笑）你一旦保证不升值，你给老百姓的印象就是一定会升值。（笑）
　　
　　
　　那么各位请看，2002年之前，我国的外汇流入是负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外汇是净流出，2003年之后净流入。我们把2003年整年的外汇作个分析，扣除掉贸易盈余，顺差的那块去掉，直接投资去掉，还剩下多少钱呢，369亿美元。这369亿美元怎么进来的，不知道。那么我们人行呢，经过呼吁之后，到各地去查，去查账，还是不知道怎么进来的。从2004年1月到2005年年中，我们做过统计，3067亿美金外汇，其中1500多亿我们知道是贸易盈余贸易顺差同时再加上所谓的直接投资，还有1400多亿，48％是哪里来的，不知道。那么这么大一部分阿，让我感到万分紧张。各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外汇这个东西啊，你只要破一个缺口阿，政府信用一沦丧的结果，你是停不下来的。
　　那么你想想看，今天大家炒人民币，目的是看他升值嘛，如果央行展现出来的态度呢是以破坏政府信用为背书条件，一再的告诉老百姓我不升值，到时候又升值。那么现在再讲的目的呢，很明显，鼓励国际炒家，大量进入中国。所以，现在1400多个亿哎，各位同志们，你们想想看，这对我们人民币造成什么样的压力。一旦失控阿，将来就重蹈日本洛克菲勒的覆辙。到最后呢，15年之后，我再给各位演讲，讲起洛克菲勒中心，你们哄堂大笑，讲起周小川的水平，一样哄堂大笑（笑、鼓掌）。
　　
　　
　　那么我当初提出个方案，但很不幸的，人行不接受我这个建议。也很遗憾的告诉各位，我在国内的影响力，我是金融学博士阿，我在国内的影响力竟然不是金融，反而是在国资流失国资改革方面我还稍微有点影响力。这个人生阿真的很难说的。（笑）万事都由天阿，半点不饶人。（笑）只有天算，天掐指一算。（笑）
　　
　　
　　那么我们再讲这个汇率，当初我提这个建议，什么建议呢，你何妨贬值2%
　　呢。你的目的呢，你是要防止热钱流入，你防不住的。那么各位知道国际炒家的钱是非常贵的，成本非常高的。如果我们能贬值3％、2％，撑他三个月的时间，他资金成本撑不住，他自动会出去的，怎么进来你不知道，怎么出去你一样不知道。（笑）还要可能从潜水艇运走也有可能。（笑）然后你再升值5％不行吗，然后再贬值3％，再升值2％，再贬值1％，再升值6％，再贬值。（笑）你不这样做不可以打破预期，预期不是靠政府说我不升值就不升值的，你如果说了不升值你就不能升值，就这么简单。
　　
　　
　　那么类似的思维阿在我国股票市场里面呢，一样的有问题。这次，我不知道各位对国内的事情理不理解，在下半部分我会讲到股市的问题，我相信很多炒股票的，股市我们碰到一样的问题，政府信用呢一再的被破坏。
　　
　　
　　那么前一阵子，人行对外宣布说我们的汇率更加浮动化，因为人民银行希望把汇率的风险由自己的肩膀拿下来，转嫁给民间，我就立刻跳起来反对。我讲的话有点尖酸刻薄shy;，我就这么说的，我说我们人民银行阿有2000个经济学家，不可想象，全世界经济学家最多的银行，我们人多啦，也有这个原因，（笑）2000个经济学家，我相信你们都是很高水平的，可是我再讲，人行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那么我说你晓不晓得为什么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当然可能包括澳洲啦，澳洲我研究不多，他们可以改行浮动汇率。因为这些国家的厂商，他都知道怎么对冲外汇风险。那么我说请问，国内的工厂、国内的公司有几个知道怎么对冲外汇的，你告诉我，我还不想讲下面一句话，没有人知道。中海油、中石油你知道吗？当然央行对这个问题他说有远期外汇制度，我告诉你这是没有用的。远期外汇和近期外汇走势差不多的，用二个走势差不多的东西对冲，这不可能的。你必须要有完全创新的工具，而我们中国没有。当然这太专门的，我不太想讲。
　　
　　
　　但是你要知道阿，你一旦把外汇的风险由政府的肩膀拿下来给老百姓之后呢，你外汇幅度上浮5％你毁了一半――出口的厂商，下调5％毁了另外的一半――进口的厂商，就这么简单。政府必须完全的担着外汇的风险，而不能够转嫁，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不够成熟，我们没有外汇操作高手。
　　
　　
　　各位要理解阿，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阿，我本人是台湾出身的，在美国受教育，我在沃顿商学院念的金融学博士，然后留在美国大学教书，我教过的学校包括密西西根大学、沃顿商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等，我没有理由主张固定汇率，我没有理由主张外汇管制，好像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讲的话。在国内可能觉得我这人过于左倾，我怎么可能会左倾呢，我如果在国内被认为是过于左倾的话呢，那右倾肯定是错的。（笑）
　　
　　
　　那么各位要知道，为什么我国不能采用浮动汇率制，我刚讲过了，几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外汇操作高手。另外我再讲一个问题，你知不知道浮动汇率制下，包括盯住一篮子货币，你汇率一开放的结果，你所接触的人阿，索罗斯那种水平的人哎。这种人有什么特色呢，有三大特色，第一，他外汇操作手法之复杂是你不可想象的，而这是为什么1400 多亿怎么流进来的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操作太复杂，怎么进来的我们都搞不清楚。第二，他动用资金能力之庞大是你不可想象的。他能够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呢，挤跨英格兰中央银行。你会是对手吗。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国际炒家跟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你所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对于外汇操纵啊在中国是政府行为，在国外不是政府行为，是什么行为，是政府和国际炒家的共同行为。那么我有没有证据？去年年初，我们大量热钱流入，我刚才讲了369亿美金，怎么流进来的，按照香港的媒体报道，60％来自于日本，40％来自于美国，那么请各位回忆一下，当时哪二个国家给中国最大的压力，你发现就是日本跟美国，为什么这么凑巧呢，因为记住我跟你们说过的话，那就是，国际炒家跟各国政府关系之暧昧是你所不可想象的。
　　
　　
　　那你再回忆一下洛克菲勒的故事，广场协议之后，为什么日元升值一发不可收拾，你发现，只要热钱大量流入的结果，你是控制不住的，那么当时造成日币大幅升值的原因，跟造成今天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原因是一样的，热钱大量流入，那个不是靠直接投资阿，也不是靠贸易顺差阿，靠什么，就是靠着这一批灵活的热钱流进流出的结果，来打击你的币制，打击你的货币体系。那么热钱继续流入，你汇率抗不住了必须要升值，越升值，他流入越多。所以各位请注意，假设说这是某一国政府的阴谋的话，当然我没有证据阿，广场协议之后，每一个人都预期你最后要升值，那么国际炒家进入的结果呢，不但完成了国际炒家自己赚钱的使命，同时也完成了所谓的宗主国背后的政治目的，就这么简单。到最后，日本的经济崩溃，让美国更进一步的掌控日本，就这么简单。可是这一切的成就阿，不是一个经济行为，我一开始就告诉各位的，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那么如果今天日本的经济强劲如1980年代，你觉得美国对他的控制会有这么强吗？大家思考下这个问题。
　　
　　
　　而且类似的现象阿，在台湾也发生过，台湾最高纪录的时候呢，汇率也升了一倍，以前是40台币兑1美元，到最后，最高峰是22、23块左右台币兑1美元，也是一样的，几乎升值一倍。货币这个问题阿，到最后各位要理解阿，那就是一个政治行为阿，那就是政治斗争的行为，而不简简单单是个汇率行为。那么今天我国汇率政策，最为危险的一点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经济行为。我一再的呼吁，要注意各国政府对汇率方面的政治阴谋。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如果我是A国政府的话，目前中国汇率走到这个地步，非常好，因为这是双利的行为，我可以透过人民币的升值，来打击中国经济，同时完成我的政治目的，此外，我鼓励国际炒家继续炒作，热钱大量流入，他也赚钱，这不是双赢吗？双赢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承担这一切的后果。
　　
　　
　　我今天讲这个故事阿，你们晓不晓得我多么希望我是错的。但是我知道我一定是对的，因为那些人都是我教出来的，当时我们就是这么讲的课，各位理解吗。我们沃顿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纽约大学商学院，我们开了无数这方面的课，包括本人在内，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话。这些学生聪明绝顶，美国人最聪明的人才呢就是进的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我们中国不一样的阿，我们中国像我这种差的才进商学院，（笑）好的都学理工科的，不太一样。但美国在这方面人才济济，这些人经过学习之后呢，到华尔街去，经过几年、十数年的磨练，各个是高手，你是这种竞争对手。
　　
　　
　　而且我为什么反对人行，采行一篮子货币？一篮子货币是不能采行的，因为我们目前拟定的一篮子货币是盯住什么，欧元、日元、美元以及韩元。一旦美国政府，不要讲美国政府，太敏感了，讲某一个国家政府，（笑）他如果要让人民币升值，他就逼迫日本升值，假设，人民币就必须升值，就这么简单，他根本就不需要跟政府谈判的。现在阿，美国政府还需要仰仗中国政府的鼻息，逼你升值呢还得跟你谈判，跟你说东道西的，中国政府才调一点，中国政府还有那么一点自主权，那么一点国家的尊严，到最后shy;，你一旦采行所谓的盯住一篮子货币，以后我鸟都不鸟你中国政府，我逼迫你人民币升值我就打击日元，看你升不升值，我通过油价危机，我打击欧元，你升不升值，你就自动升值。将来到最后，中国的外汇市场你发现汇价是由美国政府决定的。这太悲哀了。
　　我们制造业，大家千万不要听信媒体，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原因是说，我们中国很骄傲是个世界工厂。我告诉你，世界工厂是个最讽刺的笑话，你晓不晓得，世界工厂利润是多少，2～5％，你只要通过汇率轻轻松松搞一下，你全部全国都没有了，你全部全国利润全给美国人吃光。一个所谓世界工厂，在我听起来，是个极大的讽刺。
　　
　　
　　那么我们再回头看一下，我走到下一步阿再谈。世界工厂，我在国内教书，我这么多的企业家的学生。当然了，我必须再跟各位讲，我这几年呢，媒体给我取了很多的名字阿，包括叫我民企杀手，也叫我民企教父，这个那个的名词，我必须一再强调阿，这个是媒体对我的称呼阿，我本人不是这样子的。我所教过的学生，我上过这么多的课，当然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而且都比我有成就。你竟然发现一个你们今天很关心的话题，也是大会要我讲的，你发现大部分企业家都是房地产商，投资中国前几大的民营企业，都是投资控股的，甚至你说
　　李嘉诚先生，可以说中国最伟大企业家之一了吧，他是什么样的企业家，他是投资控股型的。这就是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扭曲，你有没有通用电气这样子伟大的企业，你没有。你不要说通用电气了，你有没有三星电子这样的企业，也没有。你有什么呢，你有房地产，你有投资控股，你有修桥铺路那种的企业，我国的生产力往哪里发挥呢。
　　
　　
　　那么前一阵子武汉市邀请我对大武汉市的发展提点意见，当然了在会前，武汉市领导一再跟我讲，郎教授，千万不要讲太尖锐阿。（笑）我说你找别人嘛。（笑）而且我价钱这么贵，其他人很低的价钱就随便请来了，却请我，神经病嘛。（笑）他说，你讲嘛，稍微客气点。（笑）然后，他们提出大武汉的思维，什么思维呢，用房地产带动大武汉的发展，唉，你逼我变的尖锐，我都没办法。（笑）然后，上次去银川，小小的银川， 万人口。各位知道，我们这个市委阿或者省委，一换届阿，要把前任的理想全部推翻，那是我们目前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前任政府怎么说银川呢，要小而美，现在呢，换个新领导了，他说大而美。（笑）怎么大呢，搞房地产。（笑）
　　
　　
　　那么我就提出个思想阿，可能我这人才疏学浅吧，我阅读了这么多的历史，我从来没看过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发展是靠房地产带起来的。每一个城市的发展呢都有它的核心竞争力，不然呢是成不了城市的，你相信我的话吗。你没有可能在袋鼠之地搞个城市，这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袋鼠多，我就多盖几个房子，用房地产带动房地产，这不可能的。一定是他的港口、运输中心等等原因，或者工业集散中心，才有可能成功。房地产是什么，他是个后续指标，就是一个城市透过一个核心竞争力成功后，房地产顺带起来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思维不是，我们地方领导的思维是非常危险的，想用房地产来带动城市发展，缘木求鱼，不可能成功的。
　　
　　
　　当时武汉市的领导，其中一位小领导说，我们目前武汉市的房价呢是3000块钱1平米，还没有看到泡沫现象。我说这位同学阿，这是刚开始啊，（笑）还没开始这个政策，你一旦推出这个政策以后，你晓不晓得，房价飙的像上海一样，走到这一步，你怎么办，你告诉我。而且，我说，以房地产带动经济的后果呢，那就是，高房价反而阻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类似的话呢我在银川也讲。讲了这话又去了武汉。有记者围住我说，郎教授，能不能在大武汉的思维下，能不能给他什么建议呢。我说不必提建议了，他说为什么不提呢？第一，他们根本不在乎的。第二，我们官员是不喜欢学习的，也是最大的毛病。（笑）哪些人最不喜欢学习，政府官员最不喜欢学习，还有谁，企业界的一把手最不喜欢学习。（笑、鼓掌）
　　
　　
　　我每次到企业作内训的时候，使劲训的就是那一把手。（笑）我一近来阿，我毛病很多的，第一，不准喝水。演讲我喝水还有道理对不对，你喝什么水我说。（笑）中国人阿，尿特别多，（笑）每次都要去小便，一下子一下子，你说讨不讨厌，（笑）不准喝水不准小便，不准放屁不准打嗝，（笑）互相监督。（笑、鼓掌）每次我都问，一把手为什么不来，不论什么原因，他必须得到。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省市的发展，一个公司的发展，一把手思维太重要了，你们不管什么商学院阿，财务会计营销什么都有，你只要一把手做做决定阿，其他什么学科都是帮不上忙的，锦上添花而已。领导的思维太重要了。我在国内呼吁很久，目前大有改善，我去年讲的地方，一把手没有敢不来的，你敢不来我肯定要骂的。（笑）而且大家都不会喝水，像你们一样的。
　　
　　
　　讲到这里阿，相信是各位比较关切的话题，我了解其中一部分人呢，做地产商的，也希望跟国内地产有一些参与，所以大家对这次的宏观调控以及中国的房地产走势呢，我相信你们是比较关切的。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提到这个话题，但是不准播，我点名哪个楼盘会跌，结果没有播出来，但是事后看起来，跌的楼盘都是我点名的，没错的。（笑）从政府的利率汇率呢我一路谈到房地产。我这专业演讲，他给我时间，我就准时停止，我不会多一分钟也不会少一分钟，我这工夫不是一般的。（笑）
　　
　　
　　房地产本身阿，这一次呢，我相信各位非常关切，那么我们的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我希望把我自己的观点来跟各位做个沟通。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坦白来讲，非常头痛。目前一连串的措施，包括房产2年之内要卖的话，罚款5％，要缴税5％，还有，比如说，要卖的话必须先还贷，还贷以后拿到还贷证明了才能再卖，就是让你不能交易，让你背上比较高的交易成本。到最后的结果呢，发现什么现象，就是真正有泡沫的地区，就是大上海地区。北京还好，广东是没有泡沫的。那么我们政府的政策阿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他总是一刀切，就是全国普遍铺开了宏观调控。当然除了我之外，还有很多人反对，目前政府已经停止再继续宏观调控了。
　　
　　
　　宏观调控之后，上海的房价我没有看到怎么跌的现象，反而是交易量急速萎缩，有几个月是零，没有交易，现在一个月大概是100多个交易，那等于没有一样的。北京的房价以及广东的房价维持上升，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希望跟各位解释一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什么样的格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天生的畸形的市场。他是向谁学的呢，他是这么样的一个历史过程：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那么香港的房子有什么特性呢，香港的房市呢是一个急剧炒作的房市，就是说，他卖楼花，而且楼花卖的很奇怪，一下推出10户，炒的高高的，也不是全部推出，推出一部分楼，而且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店，这种模式。这种炒作的模式呢目前被中国大陆的地产界普遍采纳。但是你在中国又没有香港的法制体系。举个例子来讲，各位从香港来的应该知道，前一阵子有很多谣言，有个地产商代理，就说我这个房子卖的特别好，有个大陆来的表叔阿一下子买了10套，付现金的。大家说房子这么热销阿，带我们去看下吧，就发现这个事情是假的，这个人呢还被香港的高院起诉。那么我想请问你，同样的谣言，如果在国内呢，会不会起诉他呢，肯定不会。所以你看阿，香港的楼市本来就是严重炒作的楼市，把他整个精神移植到国内，你又没有相应的法律保证来预防炒作，来扼杀谣言，怎么办。
　　
　　
　　那么我再假设一个情况，假如我是国际炒家的话，我要怎么从房产大赚一笔？我常常再给你们讲一句话，我们在150年前，大清王朝时代，你是船坚炮利不如人，你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阿，你今天阿，财务金融不如人阿，你一样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你们都是外地过来的，思考一下，你如果要进军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话，要怎么样来坑中国人一把？尤其是这些不懂金融的中国人，不坑他都有点不好意思。（笑）怎么坑他？那么首先，我们找到一个城市，在哪一个城市是最好炒作的城市？我讲的详细一点，方便你们炒作阿。（笑）你要不要去深圳炒，深圳有没有市中心，有的，比如说像罗湖区勉强可以称作为市中心，可是老百姓他不喜欢住哪里的，哪里夜总会特别多，哪里房价低的多，不太涨的，那么深圳人住哪里呢，住在华侨村、香米湖、湖田区那一带，那是很大的一个区域，这么大的区域，假设你几亿的资金，你怎么炒作，那很难。广州呢，广州也有市中心，广州的交通是差的，那么差个交通，给老百姓很大的负担，广州人愿意住在市中心吗，他不愿意，他住哪里呢，天河以及番禺，现在番禺也是广州的一部分，番禺是新开发区域，这二个区域地方非常之大，难以炒作。北京呢，这个北京阿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今天我有多少时间讲课？（笑）我要把时间找对，多讲了不好意思。（笑）这个北京阿，他是二环、三环，没有一环，四环，这么环下去的，我有时候挖苦北京市，怎么搞这种环呢，莫名其妙，现在搞到七环了，八环就把天津搞进来了，（笑）十六环就把山东搞进来了，（笑）把全国都变成北京郊区了。（笑）他这个环状的东西呢，让你很难炒作，虽然环有很多的缺点。而且北京市他特别有意思，他领导意识非常强的，北京市可能交通堵塞的原因，几环交流道出来的地方发现不对，下一个出口下来就不会有交通堵塞了，非要从这个道口下来，很奇怪的。北京市的交通堵塞跟规划不善关系非常大的，搞这个几环。这个几环特别有意思，你问北京老百姓，想不想住在市中心阿，他当然想住市中心了，是天安门，（笑）那是国家领导人住的地方，不是老百姓住的地方，（笑）你要住天安门阿，没有人要住那里的，想也别想，住王府井，那也不行。那住哪里呢，北大清华那一带，或者亚运村，或者工人体育馆那一带，那是肯定没问题的，四环、五环之外，那是很大的一个区，北京市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在墨尔本呆久了以后呢，回到北京你很不习惯，吃个饭都要1个小时才能到，而且都是塞车，太大了，去任何地方，包括上个厕所，都要1个小时。（笑）在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区域，你怎么炒作，你看还是不行。
　　因此应了我的一句话，大上海地区是最好炒作的地方。你去问上海人阿，你喜不喜欢住在南京西路啊，以及淮海路阿？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上海来的，上海老百姓最喜欢住那个地方了，上海人特别可爱，有钱的上海人可能在郊区，浦东或虹桥那一带，买个豪华别墅，他还是要在南京西路、淮海路买个小公寓住着，他就是这个心态，他这么样的一个想法没办法的。要不要住南京西路啊，他高兴的很，淮海路呢，没问题。那个区域阿，土地供应极为有限，当然目前还有一大块地没开发呢，那就是周正毅的地shy;，（笑）要开发搞成一个什么雕塑公园，在南京西路附近。他那个土地供应非常有限，而且楼盘很少，而且上海人都很想住这里，叫内环区。由于这种特殊的现象在，所以呢，他可以用少量资金，据我们判断，几亿元就可以撬动上海的房价。
　　
　　
　　他做法是这样子的，我们发现，整个上海房价走势图呢，跟2003年国际炒家炒作香港H股是非常类似的。香港的H股什么意思，就是国内到香港去上市的叫H股，国内的很多国营企业是H股。我们看他们当时怎么炒H股阿，就是国外的机构投资人呢，联合起来炒作。各位回头看一下阿，中国人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都是单打独干的，国外呢都是八国联军，当时在清朝的时候他八国联军，到今天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一样八国联军，你看他炒房地产，他炒H股就是这样的。当时在2003年4月1号前后，当然我有一个理论，那就是，国际炒家联合操纵的结果。讲了这话，我要找证据。当时香港的规定呢，机构投资人持股量在10％以上才需要披露，10以下不需要披露，我看资料发现，我没有看到国际炒家、国际投资人炒股，难得我的理论是错的吗，不可能，我不会错的。突然到了2003年4月1号，联交所来了突然一个命令，5％以上都要披露。你看吧，都在10～9％之间，最多的时候，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呀，都在里面，你想像的到的国外投资机构都在里面。摩根还有几笔控制的比较好，9.99，（笑）10％要披露，9.99不需要披露，就这么干的。
　　
　　
　　这些人怎么炒呢，我拿马鞍山钢铁阿，国内的一家国营企业，来给各位举个例子。我们发现阿，马鞍山钢铁是大通以及汇丰银行，还有一个叫联合资本公司几家联合炒作的。怎么炒作呢，摩根先进来，大量收购股票，使他的持股量一直上升，可是发现股价阿，他没有变动，很稳定。他大量收购，但速度很慢，不在市场造成任何压力，没有谣言。收购量上升，股价不太变动。到最后由谁来拉他股价呢，就由汇丰银行以及联合资本二个公司，突然进来，大幅拉抬股价，然后在最高价位，三家公司一起套现离场，股价大跌，然后把中小股民圈进去。这是马鞍山钢铁，换一家呢，说不定由汇丰银行先做，然后摩根大通再后面接盘，就这样子，相互合作，所以大家都不会被套牢，不像我们中国的庄家，还被套牢的，你说傻的。（笑）要使坏的话呢，就要跟老外学，联合炒作才行。
　　
　　
　　
　　这个现象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震撼，所谓的联合操纵竟然在上海的楼市一样上演。我们回头看个历史资料，在2002年的时候呢，尤其2003年初，大量进来，大量收购内环的房子，房价没有太变动。我们找不到具体的资料，它不是股市，没有披露的义务。但是我们走访了很多内环地区的房屋代理，根据他们的说法，有很多的机构投资人进来，成批成批的买。到了2003年底，开始拉抬，从年底到2月份，短短2～3个月的时间，拉抬近30％，从2004年下半年，楼价大幅上升，跟H股走势非常类似。到了3月份、4月份，达到历史高位，怎么样呢，应该是和H股一样，一起套现离场。
　　
　　
　　我和各位讲阿，中央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阿，很多时候，会还没开完，外面都知道了，（笑）宏观调控这个思维阿早就知道了，很多人晓得，可能我不晓得吧，但很多人都晓得。所以在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出台之前，全部套现离场。然后宏观调控政策一出来，一刀砍向谁呢，接盘的上海老百姓，国际炒家呢他们比你先走，这叫什么各位知道吗，技不如人。真正的想砍到他们，没砍到他们，到最后呢，打击了上海老百姓，但是这也是活该的，谁叫你要去接呢。你看我们广东老百姓就很好阿，多打几次就乖了。（笑）广东为什么没有泡沫各位晓得吗，因为广东跟香港非常近，从1992年开始呢，广东就不断的受到香港的冲击，香港楼市几次崩盘，97年是最严重的，当然董建华 先生领导无方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几次打下来以后呢，广东老百姓特别的理智，他不跟风的。
　　
　　
　　所以各位请看下，我们按照房地产走势图来看，广东几乎没有任何的泡沫，房价走势有时候还低于通货膨胀率。这个现象还是比较正常，香米湖一带，华侨城一带1平米卖到1万多比比皆是，可在上海内环地区呢3万以上。像上海老百姓这次的跟风，受到打击，他什么时候调整，这更有意思。我认为这一点呢值得各位关切。宏观调控出来，如果你不交易的话呢，价格是不会变的，就像股票一样，股票价格为何有波动，就是要通过交易，没有交易是不会有波动的。我们观察到这个现象，上海老百姓惜售，不卖，宏观调控前二三个月，交易量几乎为零，现在是100多，那也和零差不多。由于你交易量过少，除了一些资金链供应紧张的新楼盘不得不降价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二手房大幅降价，尤其内环地区。我当初预言，内外环之间的房价按照比例而言是泡沫比较大的，为什么呢，内环房价一炒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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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块以后，旁边这些内外环之间的楼盘呢，觉得他们怎么涨的那么快阿，咱们也跟着吧。跟风跟起来的，所以内外环之间的泡沫最严重，外环之外的还好一点。这次下跌的阿是内外环之间的下跌，而且这带楼盘啊，抗不起价格的，他们基本不是实在的资金进入，而是跟风的结果。当时我在4月份的时候做过这种预测，到最后走势图也是这样，内外环之间价格下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外环以外的一大批新楼盘下跌呢，我们发现是因为地产商抗不住。但是属于个人资产的这一部分有很强的惜售现象。
　　
　　
　　那么现在我更担心是哪一点，我更担心是，上海市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是很奇怪的，他不是根据赚多少钱来消费的，他的消费习惯有二个变数，一个是薪水多少，另外一个呢是财富效果。由于房地产大幅泡沫现象，房子价值虚增比较多，甚至增值100％、200％的都有。老百姓觉得自己有钱了，出门打的啦，晚上出去吃喝玩乐啦，腐败呀。上海是个最有趣的区域，你只要稍微下一点小雨，毛毛雨，再叫不到出租车，大家都怕淋点雨，娇贵的样子，怕淋点小雨。（笑）还有，不论你菜做的多难吃阿，总是高朋满座，（笑）上海人的一个独特现象。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就是那种财富效果，所产生的一种畸形消费，这种畸形的消费拉抬了上海市的经济。各位知道我担心什么事，上海市的竞争力，就像我批评银川跟武汉的一样，会因为高房价而受到一定的打击。这话怎么说？如果宏观调控非常有效的话，打击了房价，如果泡沫假设阿完全都没有了，消费会大幅下跌阿，所以现在繁荣的假相所形成的高增长，会因为消费的大跌呢而受到破坏。我最担心上海会是第一个开始萧条的城市，同时大上海地区政府希望搞金融中心，这个中心，那个中心的。我想反问一个问题，你这么高的房价，外滩要搞个金融界以前有这个想法，现在不搞了，为什么不搞了，太贵了。几万块1平米，谁能住的起。你发现很多政策的推动阿，因为高房价的原因，很多政策推不下去。所以现在上海政府阿，我觉得他是非常辛苦的，他想做什么下一步，你告诉我，除了2010年的所谓世博概念之外，你还有什么新的概念你告诉我。上海市走到现在遇到一个瓶颈，当然我不能排除其他的因素，但是高房价遏制了上海下一步的发展，而且上海消费的这种特殊形态，上海地区会成为波动极为大的城市，会让未来的治理呢更加的艰难。
　　可是各位要理解阿，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问题。我们再回头看，广东省的发展和上海不一样，上海市政府的规划还是比较到位的，整个城市的发展，政府的行为做了主导力量。广东又不是的，广东是绝对自由放纵民营经济的地方，到现在为止，你发现这个也是遏制广东经济发展的原因。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广东省每一个市县都是低水平重复浪费投资，而且都是一样的。大家为了自己发展自己阿，每个都搞个小庙小店，搞个高污染的，到最后，看起来好像民营企业很旺盛，你下一步走不下去了。这种低水平重复浪费重复投资现象，遏制广东省发展。我拿上海和广东这二个城市和各位做个比较，如果各位想要回国内发展的话呢，对于类似的现象必须多加注意。我们先休息下，大家先小便一下，（笑）回来以后我们继续讲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困境以及其他的问题。（鼓掌）
　　
　　
　　为了追捧，对于各项政策，我有个人的意见。以下还有三十分钟的演讲，说一下大家关切的话题。近期在国内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证监会推出股改。什么叫股改，
　　股改的意思，就是把上市公司一些不流通的法人股或者国家股以一种特殊的方法，变成流通股。这个事情目前真正做，如果各位关切的话呢，随时上新浪网搜狐网，财经版的头版头条常常谈到这个问题。我个人在公开场合也好，或者透过内部管道也好，我是公开反对证监会。我认为股改必须立刻停止。我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做法进一步破坏了政府信用。虽然我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阿，可是我对共产党的信用我比谁都关切。（笑）
　　
　　
　　为什么我这么说，全世界做过股改的国家很多，我认为最成功的国家呢，就是跟你们有关的国家－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推出了所谓的股改三步曲，他的原话是私有化三步曲，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希望各位留意下这个现象。那就是，第一步，在现有国有股股权不变的情况下，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第二步，最重要的一步，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把他的国有股转化成老百姓所持有，那么做的不好怎么办呢，就不能够进行股改。既然是一个民主殿堂，为什么这么笨呢，都股改，我赚了，卖给老百姓，管他呢，反正坑老百姓无所谓。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因为他完全理解，股改本身就是政府的背书，如果你把坏的公司拿去股改，到最后，小股民买到以后，股价大跌，他骂谁呢，他骂政府，因为政府背书的政策阿，而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在第二步的时候只让好的公司上市。那我们今天是怎么上市的呢，什么公司，不管好坏，都进行股改。这次我发现的现象，接到无数的投诉，小股民的投诉，三大现象：第一，发现在股改之前股票大量转手。我们怀疑上市公司利用人头收集股票，投票时用，因为股改需要小股民投票的，出现收购股权。第二，我们接到非常多的投诉，上市公司透过某些顾问公司，在交易所、各证券公司营业大厅，收购表格，帮股民投票。第三，某些地方政府，趁此机会套现离场。那么这种现象所带来的最后结果，我想请问政府，你能不能防止？防止不了，你的背书阿，就像汇率一样使政府信用进一步被破坏。我们的党希望信用被破坏吗，他当然不希望。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理解，不理解金融市场的险恶。当然你说，新加坡做的怎么样，他基本上沿袭了英国的制度，所以新加坡的股改呢也是找好公司进行股改。这个政策如果推行下去的话呢，我从来不觉得我们股市会有成功的希望。第三步，英国股改的第三步曲，那就是英国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什么目的，在影响重大国计民生的问题上面英国政府有否决权，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英国知道政府的重要性，政府的价值。我们国内有些专家学者要求共产党退出经济领域，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党不但不能推出，而且必须在经济领域里更进一步加强执政能力，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够振兴股市，而且股票市场是否能健康的发展，唯一的因素只有一个，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只有一个，什么因素各位知道吗，那就是政府信用的背书。一个没有政府信用的股市是不会好的，你认为上市公司自己会好吗，股市参与者会有良心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政府严刑峻法的管制，就不会成其今天伟大的美国股市。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而这次股改呢，也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自己的缘故，打着国家旗号进行股改，这是我表示反对的。但类似的思维呢我在国内已经讲过很多了。
　　
　　所以大家有人跟我提问，说我们的股市未来该怎么办？我只想和各位讲一件事，股市的好坏跟政府是否有决心做改革有很大的关联。我讲一个世界上最坏的股市，那就是1929年的美国。美国股市在1929年大崩盘的时候呢，由890亿的市值跌到150 亿美金，当时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方案，什么方案呢，那就是严刑峻法，让股市参与者不敢投机倒把。最后5
　　年下来，完成了证券交易法的修订，建立了伟大的美国股票市场，而这个伟大的股票市场承担的责任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值。那么我们今天对股票市场的各种思维，坦白的讲，都是学西方的一点皮毛，可是最近，各位关切这个题目啦，搞了个
　　QFII，什么是QFII呢，那就是叫国外的机构投资国内的股票市场。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各位晓得吗，他看到美国人，机构投资人好阿，又做基础研究，又是长期投资，他不炒股票的，所以把他引到中国来，他就不会炒股票的，他就会想美国一样，搞什么长期投资，搞什么基础研究。糊里糊涂，怎么可能啊！他在美国这么干，他在中国就不会这么干。为什么？各位知道吗，因为美国的严刑峻法让他不敢，中国没有严刑峻法他就敢。你看香港，谁在炒股票，真正操纵股市？那不就是这些在国外奉公守法的机构投资人吗？在香港怎么样，翻云覆雨，比我们国内庄家还要厉害。这是什么现象，这个现象是我一再批评的。我们所学习的呢都是西方的皮毛，西方资本主义就这么简单一点皮毛就给你学会了吗？
　　
　　
　　我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阿，你们知不知道我在国内最反对什么，我最反对他们什么民主自由议会宪法以及民营经济。（笑）我比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还要更左倾，你们要说我左倾嘛还差不多错了，你以为民主自由议会宪法以及民营经济可以救得了中国吗
　　?你大错特错了。我们150年来阿，从孙中山开始就没搞清楚状况。（笑）我为什么这么说，亚洲哪一个国家是成功的，你告诉我，一个伟大的殖民地，美国的殖民地，亚洲1960年代的超级强权，叫什么，叫菲律宾，他承袭了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我刚才讲的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民选总统、民营经济，到最后，你发现，民营企业和政府合谋席卷全国财富，到最后呢，菲律宾女人不得不到香港，去做保姆。（笑）那么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哪个国家不是如此呢，你只要盲目的引进西方的制度，所带给你们的就是国家的没落，你晓不晓得。因为一个最基本的精神你没有引入，那就是法制化建设的信托责任你没有引入。
　　
　　我不晓得各位去年有没有很关切我们国企改革，这25年来，我们中央政府大力推动私有化，把我们国营企业逐步的转成私有化，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MBO。什么叫
　　MBO呢，那叫经理层收购。其中有一个最荒谬的理论，叫做冰棍理论，由于国家民族的问题、体制的问题，使国营企业做不好，做不好呢，它会像冰棍一样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完全融化光呢，不如在它没有融化光之前送给国营企业老总。由此推行
　　25年的产权改革。国企老总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自己收购，我的朋友收购等等方式把国营企业搞到手上。这就是我们的产权改革。去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开始，是在复旦大学做的演讲，叫做\"民营企业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当然话很激烈，马上那个家伙就到香港告我，然后开始了将近一年的斗争，到最后，这是政府的英明，停止了
　　MBO，不许国企老总随意拿国营企业。
　　在今天这个场合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话题，我也希望跟各位做个沟通。今天中国的企业家，我每去任何一个地方演讲，我告诉地方政府、企业界下面一句话，中国企业家包括高管人员不需要激励机制，这是美国或者澳洲的激励机制，我们不需要的。中国人缺什么，中国人缺信托责任。什么叫产权改革，这么多年来，那就是我所谓的保姆理论。我们家今天很脏阿，请一个人来清洁我们家，这就是保姆，清理干净以后呢，家就变成他的了。这就是我们产权改革。（笑）国企老总本身阿，就是保姆。很多人不高兴阿，说我们不是保姆，我们是管家。我们不管，反正就是被他拿了就是了。你做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想的。由于体制问题，所以我们做不好，做好了就变成他的了。这是个表面现象，各位晓得吗，以后大家要对我们中国大陆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你们以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所在乎的仅仅是国有资产吗，你这样想你就错了。我所在乎的不但是国有资产，甚至是什么，民有资产我更在乎。你想想看，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国企老总，将来一定会践踏民有资产。你不相信我的话，你问问国内民营企业家，你敢不敢把100％的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你不敢的，为什么，明天他就把你客户带跑了，他就这样一个民族。甚至我们没有信托责任到什么地步，你到国内餐厅吃饭，墨尔本可能不会阿，你问那服务生有什么好吃的？他一定会跟你说，先生，蒸条鱼吧。为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最贵的，就是卖不出去的，没有第三种可能。（笑）连服务生都没有信托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产权改革背后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未来最大的危机，那就是我们国家信托责任的沦丧。
　　
　　
　　我在这里很沉痛的告诉各位，这件事情阿，中共中央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差到什么地步，我举4个美国的企业家。美国小布什总统在一个月前提出，考虑停止征收遗产税，这种事情在很多企业家认为那是非常好的，对吗，大家肯定很高兴。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二个人登广告反对，一个是微软的比尔盖茨，一个是巴菲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我不能允许我的第二代不劳而获！\"想想看，活雷锋啊。（笑）\"因为我的第二代如果不劳而获，会使他同时代的年轻人处于不公平的竞争情况，这种现象会影响美利坚合众国未来长久的国力\"，何等的伟大啊。人家想的国家民族老百姓，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的企业家国企老总，想的是自己。这是美国的创业企业家。
　　
　　
　　你看看美国的职业经理人，但我不是讲各位了，我在国内是这么讲的，几千个国企老总就在下面，就讲国企改革，我就问他们，你们坐在下面都听好，除了不准喝水以外，还可以听好，（笑）你们自己认为哪一个人比通用电气韦尔奇伟大请举手，我告诉你，不必看，没有一个敢举手的，为什么，你差多了。（笑）韦尔奇从1981年接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当时他的市值是300亿美金，到了2001年，他下台的时候呢，变成了5000亿美金，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那是中国GNP的三分之一哎，富可敌国，一个公司。请问国企老总，他走的时候带走什么，带走他的薪水以及退休金1亿美金而已哎，你们呢，像TCL的改革，李东生一个小改革，拿走12亿人民币，你凭什么，你公司是通用电气多少，万分之一，你凭什么拿那么多钱。甚至有人跟我说，比如说海尔吧，很多媒体跟专家学者问我，你看，1985年，海尔冰箱总厂，是个破产的企业，要不是伟大的企业家，把他搞成今天世界的品牌，哪有今天的海尔啊，难到他不应该拿吗？我告诉你，他就不可以拿。为什么不可以拿呢，我拿美国克莱斯勒做比较，克莱斯勒也正巧，就在那个时代，破了产，当时他们聘请了一个重组大王，你们都知道的，爱登卡，来做重组，他拿多少钱，1块美金1年，他不好意思，你公司这么糟糕，你还敢拿吗？等他把公司重组好了以后，重新上市。我想请问全中国老百姓，克莱斯勒是谁的？通用电气是谁的？你发现阿，都是中小股民的，而不是这些职业经理人，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什么，是对国家民族以及老百姓的信托责任。你做好是应该的，我们今天国家民族，有没有想到这句话，没有，想到都是自己，做不好都是谁的错，国家民族的错，什么体制问题，那不是国家民族的错吗，共产党的错，做好了，是他自己有能力。莫名其妙。（笑、鼓掌）
　　
　　
　　就是说，我们这个土壤出了问题，才孕育出这一大批不检点的职业经理人。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我回答刚才那位观众提的问题，你晓不晓得，全世界500大，哪一个不是职业经理人做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企业家阿，创业企业家是非常艰苦的，他没有可信任之人，没有可用之人，所以他所担忧的事情和美国人所担忧的是不一样的。上次那个韦而奇来中国做演讲，讲的是不太好，他老了嘛，胡说八道一通。（笑）我们企业家问的问题，他都听不懂，不知道在问什么，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你担忧的问题跟他担忧的问题不一样的，我们担忧的是，我们如何防止被骗，（笑）我的总经理怎么坑我，（笑）我要用什么激励机制保证他不会坑我，（笑）保证他好好工作，我们担的是这种心，低水平的事情，人家韦而奇担心的是什么，整个宏观战略格局，没有可比较之处。为什么，各位知道吗，这种土壤所出来的企业家，一定怎么样？我在2003年提出说，中国企业是做不大的，很多人骂我，现在没人敢骂我，我就问一句话，你们想做大吗，你现在的企业有多大，我有几个亿，几个亿是吧，我想请问你，你5点钟的时候敢不敢关手机啊?哎，不敢。几点关啊?24小时都不敢关。（笑）为什么啊，事情太多了。我说这个小摊子，你5点钟都不敢关手机，忙成这样，你还能做多大，你告诉我。为什么做不大，各位晓得吗，你没有帮手啊，中国没有可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因为我们的土壤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土壤。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一再强调，从讲菲律宾的案例，讲到现在，我并不是民营企业家的敌人阿。所以媒体封我是民企杀手，因为某些企业倒闭的缘故，跟我有关的企业倒闭的缘故。（笑）但是也有很多人叫我民企教父，我情愿担当民企教父的美誉。我事实上，非常关心民营企业的发展。我现在一再呼吁，我们中央政府，未来该怎么做，我相信在做的各位也都十分关切，你们心中跟我一样都希望我们国家更进一步强大。所以从菲律宾的故事讲到国企老总，你知道我们欠缺什么，我们欠缺大一统的更加中央集权的政府，一个更有执行能力的政府，推行法制化的建设，而法制化的建设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再规范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我为什么这么说，海外华侨感触是最深的，你们对中国的关切远远大于国内民众对中国的关切。我今天不需要问你们，你爱不爱中国，我可以帮你回答，你们每一个人都爱中国，不然你不会来听我讲中国的问题，我在国内我不这样问的，你们知道我怎么问吗，我说你们这些人到底爱不爱中国？（笑、鼓掌）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让中国强大，那么最近国内出了一本书，写的不错，写我的，（笑）这本书叫《郎风暴》，写这本书以后呢，我下面要讲的思维在里面都有，当然了我们政府对这本书也非常重视。我这么说，中国要强大，首先要渐进进取。我们的总书记，我们的常委，在这方面是非常爱学习的，他们常常找专家学者给他们讲课，各位可能都不知道这事，请专家讲课谈谈历史谈谈什么，非常注重学习。我提出一个思维，我们国家要富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党应该怎么做。这本书里面讲的非常详细，我花几分钟的时间和各位做个沟通。
　　
　　
　　你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怎么强大？民主自由议会宪法吗？我跟你讲，你只要采行这种政策，那就是上百年的混乱，那不就是今天的中国吗，我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不就追求这个吗？你们有没有看过《走向共和》，那个连续剧看过没有，回去再看一下，（笑）里面全部都是错的，（笑）错在哪里呢，孙中山竟然在革命成功后要求老百姓投票选出总统来，可笑阿，你完全没搞清楚。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什么，是强国之后的结果，不是原因。你今天看到英美德法这些国家，都是民主自由议会宪法是吧，你搞错了，那是强盛之后才有的。德国什么时候开始有议会宪法的，难道是二战以前吗，错了，二战之后，二战之前，魏玛宪法，但是被废除了。
　　
　　
　　那么各位再看一下，我用一个伟大的人讲的一句话，给各位一个启发，拿破仑他说，\"为何错落三岛，小小的英国，能够成为席卷全球的日不落国\"。他表示不理解，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到最后，他认为，是英国人的纪律。美国人呢，继承了英国人的纪律。你们以为美国人很散漫的，你错了。我跟你讲阿，我一去美国的时候，我也以为美国人是很散漫的，因为我自己是很散漫的一个人。美国一年调二次时间，到调时间的前一天晚上呢，报纸上登个小方块，说明天调时间了，美国第二天阿全国没一个人迟到的，除了我差不多迟到一个小时以外，别人都不迟到的。（笑）那是美国人的纪律。而且从东到西时差三个小时，美国人都调时间，何等伟大的纪律，澳洲可能会有，我都不清楚，他不会不听的，这是什么，普通法系的纪律，英美法系，不得了的。这才是强国的关键。中国呢，调时间，全国大乱，我跟你讲。（笑）还有你们去看地球仪，时间是根据经度刻画的，我们时间怎么区分，你晓不晓得，从苏联开始往下走，走到中国，绕开，到越南再往下走，（笑）中国是一个时区，应该是有三个时区，中国到现在还天下大乱，因为没有纪律。
　　各位请看，英国跟美国的强盛靠什么，靠纪律。所以法国皇帝拿破仑，大家不要简单的以为他是个军事家，他还是个伟大的皇帝，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法学家，他发现法国人特没纪律，跟中国人一样，他创造了什么，大陆法系法典。法国人不是没有纪律吗，我就让法律让你不敢没有纪律，我用严刑峻法让你不敢没有纪律，叫你左转你不敢右转，叫你直走你不敢听下来。大陆法系法典的目的何在，用法制化的力量形成法国人的纪律。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法制化的纪律。我们的法家都是人治的法家，不是法治的法家。我再请问各位，第二部大陆法系的法典谁写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形成了伟大强大的德国，二次世界大战败仗，到了今天，欧洲大陆的超级强权，竟然还想进安理会，（笑）能不能进不知道，但至少还有这个资格，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哎。亚洲只要一个国家，是有纪律的，这个国家带给中国数十年痛苦，那就是日本，日本的纪律谁创建的，是明治天皇。你看这几个国家，英国人的纪律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亨利八世。美国呢，1890年的哈里逊总统，一直到1932年的罗斯福总统，那是美国最大政府的时代。所以各位再看，拿破仑是搞民主的吗？俾斯麦是搞民主的吗？明治天皇是搞民主的吗？亨利八世呢？罗斯福呢？哈里逊呢？没有一个搞民主的，都是什么，大政府，中央集权的政府，做什么，推行法制化建设。当你法制化建设推行下来之后，你才会有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你才不会有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你才不会国资流失，不讲信用不讲责任的国企经理人才不会有。每一个人都在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下尽情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的财富。但是这跟菲律宾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不会靠剥削别人而让自己致富。那么就当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建成之后，中产阶级才能得到保护，中产阶级才能兴起。只有中产阶级兴起之后呢，你才有民主自由，那就是二战之后的德国法国，那也是二战之后的日本。日本有什么民主自由，笑死人，他根本没有的，现在才有，那都是二战之后。
　　
　　
　　所以我们这150年来的革命阿，我们的革命源泉都是在海外开始的，从檀香山开始的。但是一个观念的错误，带给国家是上百年的战乱、混乱与屈辱。所以，今天，坦白讲，我们期望中国政府做什么事，我们所期望的是带给我们强大的中国，而这种强大的中国，我们不希望你做到菲律宾，我们希望你做到美国。但是我跟你讲，我在全国讲话呢，我是最反对民主自由的，因为一种没有法制化所建立起来的民主自由，那是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那是带你走向菲律宾的自由。如果你们不重视我的话呢，你回忆一下，台湾经济发展最快是什么时候，是政府*父子的威权时代发展最快的，民进党之后呢，发展是落后的，台湾的IT产业是出逃到大陆。这些案例证明了什么观点，我们需要这一代的党国领导人，是一个精英政府，而这个精英政府他努力的目标，是创建出一套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创建出一个法制化的中国，而这个法制必须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规范个体的行为。几十年之后，自由民主慢慢会出来，我想到那个时候呢，全国都会认同的，包括党。因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都是一样的吗，不都是为了一个繁荣的中国而努力吗。如果你不开始这一点呢，你今天就开始民营化的结果，是让你国家更快的进入崩溃。
　　
　　
　　有一位在国内也是我认为比较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吴敬琏，他的一本书，叫《世纪大拍卖》，讲苏联的私有化。这本书里面呢，他做了个书评，这书评看你敢看不敢看，因为一个人阿，一个大学者阿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很难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国内很多人（包括我本人）都简单的认为民营经济等等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源动力，到最后，我才发现，我是错的\"。因为一个没有法制化建设的社会呢，一种过分扩张的民营经济呢，所带给你的是一种权贵资本主义。那么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是什么，我今天所追求的呢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改革开放，我们私有化，带给你的不是。
　　
　　
　　我给你举个最形象的例子，你听了都会想哭阿。一个民营企业家，到绵阳市，想收购国有资产，这个国企老总，不是长虹阿，（笑）告诉这个民营企业家，\"哎，跟你讲啊，我们这个国有企业的净资产阿，经过我们后面搞鬼的结果阿，已经压的很低了，你们阿，假装出20％的价格都给你，共产党还有5000亩地在后面，我全都送给你们，你呀，给我一点钱\"。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干部。还有，我们的改革走到什么地步，四川郎酒， 20亿的净资产，他们员工给我投诉，党组书记，4 亿要把它卖给一个他的朋友，\"共产党的东西不要付钱，等你以后上市以后再把钱给我吧\"。痛心疾首。这样一种没有国家民族责任感的人大多数。当然我查询过国资委，说不是
　　4亿，是5亿，结果是一样的。（笑）
　　
　　
　　那么我们改革开放到什么地步，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地方政府认为国有企业无效率，把他给民营化了。结果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呢，贱价买断工龄，把工人推向社会，由谁来负担？由失去国有企业的地方政府和你我来负担哎。那么这个家伙，把工厂拆掉，盖个高楼大厦，平地起高楼，卖掉以后，钱归谁，归他个人。这是我最反对的国企改革，成本由整个社会负担，而利益归一个人。这叫什么改革。
　　
　　
　　那么现在，我们农村的破败，是你不可想像的。股票市场是小事，我们农村的危机才是让党国领导人最忧心的大事。我们最近出来很多事情，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大学乱收学费，甚至几个名大学，你要考上这个线，给我8万块，我一定收你，就这个样子的。那么以前20年，在党的支持下，农村子弟可以通过念书考上北大清华，他就脱贫致富，现在阿，农村子弟考上北大他都念不起，学费太贵。学费都怎么收的呢，我们党给你大学钱够不够，我跟你讲够的，钱少一点就是了，够还是够的，通过很多种方法，包括收学费，收的钱到哪里去了呢，都到个人口袋里去了。
　　
　　
　　我们医改不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们医疗改革当初是什么样子的呢，医疗改革，什么叫着自负盈亏，自负盈亏，你生了病的病人来看病，有没有钱啊，没有钱，明天再来。澳洲医院不可能的，急诊下班后他一定要给你看病的，他是人性化的社会，这里我没看过病，我不知道啦，应该这个样子的，中国不是的。被车撞了，快死了，有没有钱呐，（笑）没钱，我跟你讲阿，我不跟你看病，就算你死了，叫你拿钱过来，2万块押金，没钱不看病。你这个社会同情心在哪里？你这个医生的责任感在哪里？医院的信托责任在什么地方？这叫什么，叫做莫名其妙的资本权贵主义。
　　
　　
　　你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呢，是把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都打散了，你发现整个中国社会是个没有文化的社会，是个人吃人的社会，什么改革都向钱看，什么改革都叫自负盈亏。你们知不知道，农村现在到什么地步，有25％的高利贷阿，是4分利阿。各位晓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搞个农信社的改革，叫股改自负盈亏，什么下场，那就是农村收的钱他不投在农村的，你想想看，我要自负盈亏阿，养猪贷款，3个月2000块钱贷款而已，那么少，利息多少钱呢，几块钱，那么我要不要去看一下，你是不是去买猪呢，你喝酒喝掉怎么办呢，等我坐车去看你有没有养猪，来回车费就超过几块钱，交易成本太高，所以到时候怎么样，不借给你了，所以农村收来的资金呢，都投入到城市里面干房地产。那农村没有资金的结果呢，是农村高利贷盛行，而且谁做的高利贷，根据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发现是村里干部的亲戚。（笑）然后，25％的高利贷，4分利，而且高利贷里面，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调研发现，87％用于再消费，13％用于再生产。什么叫再消费，那就是吃饭、看病、交学费，永远还不起的，只有13％用于再生产，养猪种稻，这就是农村现状。所以温铁军说了一句话，今天农村的高利贷情况就是国民政府的后期。这个是我们国家目前摆在眼前的危机，可是各位知道为什么吗，我们整个国家目前最缺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信托责任。
　　
　　
　　我讲这个话题，我讲的是非常难过的。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阿，最后一句话。你晓得我们欠缺信托责任到什么地步，我们所有改革的问题，跟这个事情相关太大了，所以今天啊，我在国内不断的呼吁，我们希望中央做什么，更加强大，压制住地方政府的行为，推行法制化建设，为什么目的，让全国老百姓都有信托责任，我们这一代是最差的一代，要逼迫我们这一代，用严刑峻法让我们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到最后，讲一个故事，肯尼迪总统讲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中国人汗颜的话，他说，\"不要问国家给你做了什么，你替国家做了什么\"。我们国家的人敢不敢讲这句话，不敢，他难道不愿意讲吗，他愿意，老百姓这种小事情。你看，比尔盖茨，巴菲特，韦而奇，爱的卡，人家讲的什么，还有美国总统，人家想的都是国家民族以及对全体老百姓的责任，我们想的是什么，怎么样把国家资产掏到自己口袋里去，想的是自己，我们有没有想到国家，没有。我们国家的强大，按照这种方式走呢，是不会强大的。还好，我们的党中央目前对这方面认识已经非常充分了。最后我在此，讲最后一句话，我跟在座各位一样，非常急切的想看到中国的成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以前一样，超英赶美，成为世界上超级强权，但这一切的基础，是必须有一个法制化的政府所推动的，而一个精英政府就是要推动法制化建设，用严刑峻法让我们这一代社会参与者不敢不有信托责任，大家不要问国家替你做了什么，想一想你替国家做了什么。谢谢各位。（长时间鼓掌）
　　

给系里的Graduate Study Chair 写的信，表示对一个教授有兴趣，询问一些情况，很久才回的信，看上去好像有希望，学校一般，不过教授是搞Marketing的，比较有兴趣。

 

Dear Hao Wang,

原文：

From AMSTAT NEWS[/i:563e42cf83] Dec 2004
Life in a Random Universe

ASA President - Bradley Efron

 

December in Palo Alto brings with it two notable natural phenomena: the days get short and it starts to rain a lot. These are both "scientific facts" but they involve quite different kinds of science. Shorter days exemplify hard-edged science, precise and so predictable that you can sell an almanac saying exactly how short each day will be, down to the nearest second. The almanacs try to predict rainfall, too, but they're not nearly so successful. Rainfall is a famously random phenomenon, as centuries of unhappy farmers can testify. (My father's almanac went further, predicting good or bad fishing weather for each day, indicated by a full fish icon, an empty fish, or a half fish for borderline days.)

Hard-edged science still dominates public perceptions, but the attention of modern scientists has swung heavily toward rainfall-like subjects, the kind where random behavior plays a major role. A cartoon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might recognize three eras: an unpredictable pre-scientific world ruled by willful gods and magic; the precise clockwork universe of Newton and Laplace; and the modern scientific perspective of an understandable world, but one where predictability is tempered by a heavy dose of randomness. Deterministic Newtonian science is majestic, and the base is modern science ,too, but a few hundred years of it pretty much exhausted nature's storehouse of precisely predictable events. Subjects like biology, medicine, and economics require a more flexible scientific worldview, the kind we statisticians are trained to understand.

These thoughts were very much in my mind at Phystat2003, a conference of particle physicists and statisticians held at the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last year. It's at least slightly amazing to me that the physicists, who were the convening force, were eager to confer with us. One can't imagine Phystat1903, back when the physics world disdained statistics. "If your experiment, needs statistics you ought to have done a better experiment" in Lord Rutherford's words. (It may be a mistake to ever call a scientist "Lord."

Rutherford lived in a rich man's world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ation, in which nature generously provided boatloads of data, enough for the law of large numbers to squelch any noise. Nature has gotten more tight-fisted with modern physicists. They are asking harder questions, ones in which the data is thin on the ground and where efficient inference becomes a necessity. In short, they have started playing in our ballpark.

The question of greatest interest at Phystat2003 concerned the mass of the neutrino, a famously elusive particle that is much lighter than an electron, and may weigh almost nothing at all. Heroic experiments, involving house-sized vats of cleaning fluid in abandoned mine shafts, yielded only a few dozen or a few hundred neutrinos. This left lots of room for experimental noise, and in fact the best unbiased estimate of neutrino mass turned out to be negative. Mass itself can't be negative, of course. Given a negative estimate, the physicists wished to establish a statistical upper bound for the true mass, the smaller the bett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urther experimentation. As a result the particle physics literature now contains a healthy debate on Bayesian versus frequentist ways of setting the bound. The current favorite is the "Feldman-Cousins" method, developed by two prominent physicists, a likelihood-ratio-based system of one-sided confidence intervals.

It took enormously long for the statistical point of view to develop. Two thousand years separate Aristotelian logic from Bayes theorem, its natural probabilistic extension. Another 150 years went past before Fisher, Neyman, and other frequentists developed a statistical theory satisfactory for general scientific use in situations where Bayes's theorem is difficult to apply. The truth is that statistical reasoning does not come naturally to the human brain. We are cause-and -effect thinkers, ideal perhaps for avoiding the jaws of the sabre-toothed tiger, but less effective in dealing with partial correlation or regression to the mean.

Once it caught on, though, statistical reasoning proved to be a scientific success story. Starting from just about zero in 1900, statistics spread from one field to another, becoming the dominant mode of quantitative thinking in literally dozens of fields, from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to medicine, biology, and economics, with the hard sciences knocking on our door now. A graph of statistic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shows a steadily rising curve of activity and influence. Statisticians, a naturally modest bunch, tend to think of their field as a small one, but it is a discipline with a long arm, reaching into almost every area of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these days.

Our curve has taken a bend upwards in the 21st century. A new generation of scientific devices, typified by microarrays, produce data on a gargantuan scale-with millions of data points and thousands of parameters to consider at the same time. These experiments are "deeply statistical." Common sense, and even good scientific intuition, won't do the job by themselves. Careful statistical reasoning is the only way to see through the haze of randomness to the structure underneath. Massive data collection, in astronomy, psychology, biology, medicine, and commerce, is a fact of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a good reason to buy statistics futures if they are ever offered on the NASDAQ.

Several years ago I served a term as associate dean for science-a mouse training to be a rat as the old saying goes, though I never graduted to rat status. It was an interesting job that gave me a chance to see what life was like for our fellow scientists. Most of the stories were happy ones, with lots of good work and scientific progress in view, but there were serious problems, too. Biologists and chemists work in big expensive teams these days, putting senior scientists on a constant treadmill of grant requests and project supervision. Physics seems to have an overpopulation problem, with too many smart people chasing too little data.
(Perhaps that is why the physics stories I see in Scientific American have taken on a science fiction aspect: "You may be able to travel backwards in time through worm holes." Mathematics has become an inward-looking field, very successful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it sets for itself, but dangerously cut off from the larger world of science.
My dean experiences led me to write down a list of three conditions for a healthy scientific discipline:

1. An outside demand for answers in the discipline's chosen area.
2. Some evidence of past success in answering such questions.
3. An ongoing production of useful new ideas.

This list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both the inside and the outside of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The inside part,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along new directions, is what makes a field fun to work in. But without outside demands for answers, demands that test new ideas in the fire of genuine applications, the fun can turn solopsistic, drifting into "angels on the head of a pin" territory. This was my concern about mathematics.

Statistics has its own problems. It still has junior status in the science world, with less history and a less clearly defined subject area than the traditional heavyweights. All in all, though, my dean time made me happy to return to statistics, a smaller field but one on the way up, not overpopulated, not driven by major funding or equipment needs, with lots of interesting problems to work on, and a healthy (almost overly healthy) outside demand for answers.

I find the microarray story particularly encouraging for statistics. The first fact is that the biologists did come to us for answers to the inference problems raised by their avalanche of microarray data. This is our payoff for being helpful colleagues in the past, doing all those ANOVAs, t-tests, and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that have become a standard part of biomedical research. And indeed we seem to be helping again, providing a solid set of new analytic tools for microarray experiments. The benefit goes both ways. Microarrays are helping out inside our field too, raising difficult new problems in large-scale simultaneous inference, stimulating a new burst of methodology and theory, and refocussing our attention on underdeveloped areas like empirical Bayes.

Ken Alder's 2002 book,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brilliantly relates the story of the meter, one ten-million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equator to the pole, and how its length was determined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Most of the book concern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savants" in carrying out their arduous astronomical-geographical measurements. One savant, Pierre Mechain, couldn't quite reconcile his readings, and wound up fudging the answers, driving himself to near-madness and death.

Near the conclusion of Measure, Alder suddenly springs his main point, forgiving Mechain as laboring under an obsolete, overly precise notion of scientific reality:

"Approach the world instead through the veil of uncertainty and scienc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And nor would sava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next century science learned to manage uncertainty. The field of statistics that would one day emerge from the insights to Legendre, Laplace, and Gauss would transform the physical sciences, inspire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give birth to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rocess 'savants' became 'scientists.'"

Right on, Ken! Alder's new world of science has been a long time emerging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21st century scientists are committed to the statis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puts the pressure on us, the statisticians, to fulfill our end of the bargain. We have been up to the task in the past and I suspect we will succeed again, though it may take a couple more Fishers, Neymans, and Walds to do the trick.